近日,在海淀一家专营古旧书刊的书肆中,访得一册1958年人民文学版的《叶圣陶文集》第一卷,令人欣幸的是,这册书不但是珍贵的初版本,并且还是作家的签名本——书前扉页上,赫然留有叶圣陶先生的手泽,上署:“毕来先生教正”,下钤“叶圣陶”朱文名章。
叶圣陶先生是活跃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作家,文集第一卷收录了作家创作于这个时期的三个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线下》,这些作品代表了圣陶先生早期的文学成就。这些小说主要描写了妇女受侮辱被损害的痛苦、封建地租赋税对农民的沉重盘剥以及窒息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教育的窳败,抒写了作家对于尊重人性的道德理想的憧憬和追求,正如朱自清先生曾经评述过的:“爱与自由的理想是他初期小说的两块基石。”(朱自清:《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然而作者对于自己这些广为传播的“少作”似乎并不满意,文集《前记》中说:“这回编这个第一卷,我把各篇都改了一遍。我用的是朱笔,有几篇改动很多,看上去满页朱红,好像程度极差的学生的课卷。”同时指出,改动不在内容方面,只在语言方面:“至于旧作所用的语言,一点是文言成分太多,又一点是许多话说得别扭,不上口,不顺耳。在应该积极推广普通话的今天,如果照原样重印,我觉得很不对”。叶老是语言大师,他对自己作品的苛求,表现出一位长者的谦逊胸怀。
购得叶老签名本后,我就想搞清楚叶老题赠的“毕来先生”究竟是何许人。有趣的是,几天之后,还是在这家旧书店,我在乱书堆中竟然翻到一册署名张毕来著的《新文学史纲》,原来,“毕来”即张毕来,建国后曾先后任教于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五十年代中期被调至北京与叶圣陶、吴伯箫诸先生一道主持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叶老赠书,当是在这个时期。
叶老文集中,留有很多精辟的批语,当是张毕来先生的手迹。其中既有热情的褒扬,亦有中肯的批评,如《阿凤》篇末即批有:“这一篇用了很多文言句式,旧习未脱,与别的篇不同。”体现出老一辈学人严谨求实的治学风范。
张毕来先生著述颇丰,晚年主要从事“红学”研究,现已逝世。198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曾出版《张毕来文选》,辑录了他在文艺理论方面的主要论著。
今年是叶圣陶先生逝世十周年。关于签名本,叶老生前曾经专门谈到过,他说:“签名本必有上款,又可以考究受书者何以不能保存,以至传至旧书铺,此亦掌故也。”我当然无法考证出叶老签名本流失的原因,但在同一家书店、短短数天之内,连续获得两册珍贵的好书,将这段佳话写成一篇小文,也算是对圣陶先生的一点纪念罢。